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宦官干政、藩鎮割據，是壓在大唐帝國頭上的兩座大山，也是昭宗中興大唐的當務之急。

先後兩封奏章，為躊躇滿志的昭宗皇帝送來了突破口。

一封是東川節度使顧彥朗的上疏，請求朝廷赦免王建，而把陳敬瑄調走，以安定兩川；

另一封是王建的奏章，表示願意討伐陳敬瑄以贖罪，並請求任命自己當邛州刺史。

兩封奏章的矛頭均指向田令孜的哥哥陳敬瑄，正中昭宗下懷，遂決定以此為突破口，拿田令孜祭旗。

王建與陳敬瑄的恩怨還要從田令孜的“以退為進”說起。

田令孜將原屬“楊派”的“忠武八都”吸收，改編為“隨駕五都”，並把王建收做養子。田令孜成了王建的乾爹，陳敬瑄也就成了王建的幹大爺。

朱玫上躥下跳地運作李熅篡位之前，政壇老狐狸田令孜敏銳地嗅到了危險，於是以退為進，主動退出中央，投靠了親哥哥——西川節度使陳敬瑄，並向“楊派”搖尾示好。

楊復恭上臺之後，對“田派”勢力進行了清洗打壓。

楊復恭的這波操作帶有濃厚的報復色彩，吃香略顯難看，鬥爭嚴重擴大化，不僅是“田派”嫡系遭到清洗，就連新加入“田派”的原“楊派”成員也未能倖免，“隨駕五都”就是典型。

楊復恭將王建等人一律排擠出朝廷，貶到西南邊陲做刺史。其中，王建為利州（今四川省廣元市）刺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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