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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昺從當年的怒而削去孔聖後裔的衍聖公的爵位，到對孔氏南北兩宗嗣位之爭的冷漠，又到現在似乎不及餘力的加封，好像是令人難以費解。但是隻要與形勢變化相結合來細思，其實也就不難理解了。

想當年大宋皇帝獻城投降,群臣或叛或逃，朝廷也是分崩離析，而作為儒家文化象徵的孔聖後裔也北行覲見敵酋，趙昺明白在這個時候若是自己仍不發聲，後果將不堪設想，他必須拿出行動表明自己的態度,搶佔輿論的制高點。

此後北伐節節勝利，孔氏見蒙元大勢已去,又想棄元投宋想爭奪虛位多年的衍聖公之位，這明顯是牆頭草的行為，且想當然的以為崇文的南朝會欣喜接納。而趙昺卻不能讓他們坐收漁利，否則都對不起死於國難的那些儒士和追隨自己多年文臣士子們，自然也要讓其明白危難之時叛離的後果。

而現在卻能欣然接納，其一，孔洙以整理先人遺作重注《六經》為名，對其中內容做了有利於趙昺施政和革新的解讀，這等於向他遞上了投名狀，承認了其為天下儒士共主的地位，也就變相承認大宋為中原正統王朝，並以儒家聖人為他們做了背書。

其二，儒家在大宋王朝有著十分特殊的地位。這不僅體現在宋太祖‘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誓言和不殺士大夫的實際行動，也表現在對孔聖的祭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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