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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國家的進步，是有代價和成本的。為了不改變，最好的辦法是不交往，把社會封閉起來。

清朝覆滅之前，我們一直都是這麼幹的，外國的使團，基本上都被視為為效忠而來。

交往是彼此看重，但交往的核心價值，是建立自我更新系統，使自身不斷強化。

清朝因封閉而終結，但接下來開始的

“交往”，實在讓中國人臉面無光。20世紀，是大中華漫漫歷史中唯一一個失去自信力的100年，洋車、洋火、洋蠟、洋油，東洋與西洋的東西，幾乎滲入所有角落。

乃至今天，從開發商新建樓盤的洋名字，到大學課堂上的洋學說，風勢正足。

國家交往的危險，在於讓本民族的遺傳資訊丟失了，像基因變異的植物，為改良而變種。

確實，

“洋為中用”帶來了巨大變化，有經濟的繁榮，也有政治的逐步澄明，正因為這種鉅變，強化中國傳統元素才顯得更為迫切。

一個國家的大學，特別是人文學科領域，自身元素不佔上風，是讓後輩人不幸的大事。

1792年9月26日，3艘大船組成的700人的英國使團，從朴茨茅斯港出發，目的地是中國，團長叫馬戛爾尼勳爵。

1793年9月14日，在承德避暑山莊，乾隆皇帝在

“紙燈籠照耀著天子帷幄”裡，接見了使團的代表。其中給馬戛爾尼提斗篷下襬的是一位12歲的男孩，叫托馬斯·斯當東，就是這個小男孩，長大以後直接導致了兩個國家的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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