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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的核心是言之有物。

一個人說話，有見地有分量是最要緊的。打比方說，繞彎子說，有分寸著說或實話實說，是說的方式。站著說，坐著說，彎著腰說，對著喇叭說，比畫著手勢說，是說話時的姿態。在平房裡說，在樓頂上說，潛在水裡說，站在枝頭說，在廟裡說，在高堂上說，是說話人的位置。在文學的諸多因素裡，方式和姿態是兩個概念，位置和有見地有分量也不能混為一談。位置絕對化了，叫立場。皇帝位極九五，一句話頂一萬句，但他的朝代結束了，一萬句話裡讓老百姓記住一兩句的也沒有幾位。寫《虞美人》的李煜，沒把位置絕對化，但皇帝當得太過於二把刀，詩和詞都軟沓沓的，把自己寫成了千古以降位置最高的“小資”。

藝術手法是技巧，是寫作方式，是跳高比賽裡的背躍式、俯臥式、直跨式，但無論採用什麼式，最後計入成績的是跳出的高度。一個選手得了世界冠軍，他躍杆的方式又是新穎獨創的，人們會爭著模仿與研究。如果跳出的高度一般，躍杆的方式再怎麼創新，都在自娛自樂範疇之內。再比如粉墨登場的戲劇演員，再怎麼濃妝淡抹，再怎麼水袖身段、臺姿臺步，贏得滿堂彩的，還是嗓子裡的活兒。

我家門前是高新四路，向北穿行三百米，再過一個十字，是免費開放的豐慶公園。公園的核心是一個廣場，每天早晨都有十幾位老人在那裡寫書法大字。筆是大號毛筆，有小拖把那麼粗壯，紙是地上鋪著的方磚，一格連著一格。沒有墨汁，每位老人的腳邊放著一個塑膠桶，桶裡是清水。“書法家”用毛筆蘸著清水，一筆一畫地寫著行書或楷書。名字雖然叫廣場，地方卻有限，每人被侷限在一小塊範圍裡。一句唐詩七個字，寫到最後一個字的時候，第一個字已經風乾了，字跡消隱，接著再從頭重來。如此迴圈往復，往復迴圈，一個早晨就結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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