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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濤先生的文章，有大境界、大情懷、大堅持，卻好從小處命筆。若是一不留神，從小處看了，容易走眼，也容易不得要領。

他講信變、史官、樹和碑、道與德、敬與恥、代價與成本，以史實作參照，說“春秋”的含義，卻下潛著深度，有現實的關懷。故能“意翻空而出奇”，引經據典，卻不死於言下，全因“讀史講致用，溫故為知新”。“歷史原本已經死去了，只有讀活了才可能出新價值。”克羅齊說“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其意大略如是。但能否讀活歷史，除學養外，還考校著讀者的識力。穆濤欣賞班固的“春秋”筆法，贊他寫劉邦出生的文字“真是從心所欲又不逾矩”，足為後世史家楷模，看重的，便是“孔子作春秋，亂臣賊子懼”的著史傳統。他強調歷史的醒世意義，不大讚同對待歷史的實用態度，把目光越過建立史館制度的有唐一代，借先秦兩漢的史籍說“常道”，找“天地人的大道理”。若無相容幷蓄的氣度，取精用宏的識力，還存著一份“經世致用”的心思，大約是不會如此著眼和落筆的。

稍和文學沾邊的學人讀《漢書》，用心多在《藝文志》。穆濤談《漢書》的告誡，卻從《食貨志》說起，他談漢文帝減免農業稅，說賈誼的《論積貯疏》和《諫鑄錢疏》，背後均有我們時代的諸般事項作參照。褒貶之意與良苦用心，讀者不難辨明。不說藝文而談食貨，見出的，是作者的天下胸襟與濟世情懷。歐陽修說“大抵文學止於潤身，而政事可以及物”，用意亦在此處。穆濤盛讚董仲舒，說他“奠基了儒學在中國文化裡的核心位置，由禮而理，以禮入教”，是由對缺乏主體宗教的中國文化的內在問題的切己體察而生的“憂心”的自證和自我突破。蔡元培多年前努力“以美育代替宗教”，今人劉小楓曾不遺餘力為國人“輸入”基督教的根本用意，與穆濤的心思並無不同。但穆濤的“高明”之處在於，他有“由‘陳’而生的機心”，他的“新思”不是引進的，如他強調賈平凹的小說筆法，需“用看‘國畫’的眼光去打量”，“他（賈平凹）擅用‘破筆散鋒’，大面積的團塊渲染，看似塞滿，其實有層次脈絡的聯絡，且其中真氣淋漓而溫暖，又蒼茫沉厚。渲染中有西方的色彩，但隱著的是中國的線條。他發展著傳統的‘大寫意’，看似一片亂攤派，去工整，細節也是含糊不可名狀的，整體上卻清晰峻拔”。熟悉賈平凹的讀者不難體味出，這是在說《秦腔》和《古爐》這樣的作品。但也不妨解讀為穆濤的夫子自道。中國文化的問題，是可以靠中國文化自身來解決的。但“反求諸身”的功夫，卻不易得。若非有深厚的舊書底子，且浸淫古書沉潛往復從容含玩得其性靈，大約難有這等識見。否則的話，《秦腔》和《古爐》的寫法，也就不會遭遇不解和批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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