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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不但緩和了朝廷內患，尤其是消除了已成為司馬氏家族統治物件的曹氏家族心理上的恐懼，而且還安定了蜀漢人心，進而又贏得吳人的好感。

為了儘早地使國家從動亂不安的環境中擺脫出來，為統一奠定牢固的基礎，無為與寬鬆政策成了西晉之初的立國精神。

這種立國精神在國家的各種領域中充分地體現出來。

泰始四年(268年)，司馬炎詔書中明確指出，“為永葆我大晉的江山，現以無為之法作為統領萬國的核心。”

同年，又向郡國頒下五條詔書：一曰正身，二曰勤百姓，三曰撫孤寡，四曰敦本息末，五曰去人事。

當年，曹魏王朝的奠基者曹操繼東漢的動亂政治之後，為了安定人心，恢復國力，曾實行了比較寬鬆開放、節儉求實的治國方略。但到了曹叡統治後期，政治漸趨嚴厲，社會風氣亦腐敗，曹操當年的風範已不復存在。

皇帝為了滿足自己的私慾，往往不斷把強大的物質重負轉移到百姓的身上，而長期的戰亂更使百姓在慘淡的生計之外，還在心理上增添了一種恐懼與疲憊之感。在這種情況下，司馬炎反其道而行之，提出“無為而治”的強國方略是最適合不過的。

…………

司馬炎在治國措施上的，進行了系列改革。改革的政治制度，承曹魏，別有創新，有些為東晉南北朝所奉行，深刻地影響了西晉一代及其以後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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