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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7月11日，杜威結束在中國兩年多的講學回國，胡適在杜威回國前一日晚上趕寫成《杜威先生與中國》一文作為送行

胡適在文中總結說：“自從中國與西洋文化接觸以來，沒有一個外國學者在中國思想界的影響有杜威先生這樣大的。”同時指出，“杜威先生最注重的是教育的革新，他在中國的講演也要算教育的講演為最多”。

杜威在中國住了兩年零兩個月，在11個省做過演講，胡適在此期間不僅承擔了杜威在北京和山東、山西演講的翻譯工作，而且自己也演講或撰寫文章宣傳杜威的實驗主義。杜威的教育思想在學制改革、新教學法的推廣以及平民教育等方面對中國近代教育產生了積極深遠的影響，胡適所做的相關努力也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當巴黎作出了把山東讓與日本的決定後，中國被擊垮了。它在沮喪中變得極度悲觀和痛苦。”這是杜威的《中國的學生反抗》中的一段話。

已經是美國著名哲學家和教育家的杜威，1919年初和他的夫人愛麗絲•奇普曼赴東方旅行原本是一次消遣旅遊。當他們從舊金山準備啟程時，收到東京帝國大學邀請他到日本作講學的致電，他欣然答應後，又接受日本其他學術團體的邀請，增加了很多場次的講演。杜威到日本並沒把中國列在他遠東之行的計劃內，但他的中國學生胡適、陶行知急不可耐地發出邀請，陶孟和和郭秉文途經日本，登門代表江蘇省教育會、北京大學等5個學術教育團體向杜威發出正式邀請，才有了杜威的中國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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