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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威與“五四”的深層互動最終還是在文化方面。與當時眾多中國文化人與儒家傳統激烈對立，高喊“打倒孔家店”不同，杜威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理性地批判。他透過不同的角度不厭其煩地告訴中國人，現代文明的精髓在於精神文化。他還毫不客氣地指出了傳統中國文化的痼疾所在，為中國人表現出來的對國家問題的冷漠而震驚。

在上海時，他問一箇中國人對日本佔領“滿洲”的看法，後者神色自若地答道：“哦，那是滿洲人的事兒。”

他有一天從清華大學回到住處，看到一個行人被馬車撞翻在街道上，受傷很重，但行人卻不予理睬，最後還是一群外國人把傷者送到醫院。這件事使杜威覺得中國人的冷漠是否屬於一個民族心理習慣的問題，後來他判定問題在於中國人的保守，在於他們對自然、對土地的依賴超出了對國家的關心。

1919年8月他和胡適等人到山西，在《學問的新問題》的講演中說：人們必須要把握時代的變化，用科學的態度和方法去解剖不合時宜的傳統文化，看清文明的真義。為了使中國人更好地認識到自己的保守習慣，使新文化運動履行自己的使命，杜威還分析了中國保守主義的思想根源。他在《中國人的生活哲學》一文指出，保守是促使中國國力羸弱的主要原因。而其緣起，則要追溯到老子與孔子哲學。他對孔子等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儒家和道家抱溫和的態度，甚至在很大程度上他接近於道家的處世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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